流失的经书:何时才能回家?

　　记忆：100多年前，一支驼马队踩上了敦煌

　　100年前，1907年6月的一个傍晚，满载24箱经卷和5箱佛画的一支驼马队悄然离开敦煌。带队的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志得意满，区区数百银两的代价，就令他一夜之间名噪英伦三岛。

　　100年后的2007年，5月17日至19日，“纪念敦煌学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1907—2007）”如期在伦敦召开，会议主办方借此纪念斯坦因中亚考古100年。

　　这一所谓的“纪念”行为，立即遭到与会中国学者的反对。中国学者奋起反驳： 1907年斯坦因的盗取，是敦煌文物向国外流散的起始点，而不是敦煌文物发现和敦煌学研究的起始点，以此界定敦煌学百年没有认同性，也有伤中国人的感情。

　　1900年6月22日，在中国西北之一角的敦煌，王道士偶然间打破壁画，惊讶地发现有一个洞口，里头有“白包无数，充塞其中，装置极整齐，每一白布包裹经十卷。复有佛帧绣像等则平铺于白布包之下。”

　　107年后的今天，作为国内研究斯坦因的权威学者，王冀青教授连连叹其不幸，“敦煌文物刚好在 1900年被发现，确实不幸，它的命运明摆着只有一条，我们这个民族保不住它。”

　　发现：敦煌文书当时并未引起国人关注

　　敦煌文书的发现，并没有率先在中国学者中引发反响。

　　敦煌文书被发现后，甘肃学台叶昌炽曾建议甘肃当局将敦煌文物全部运到省会兰州保管，但遭到拒绝的理由是需五六千两银子的运费。当局只命敦煌县令检点封存，由王道士就地保管。

　　这时候，野心勃勃的斯坦因来了。时任阿克苏道尹的潘震对其礼遇有加，大开方便之门。他曾不解地问道：“为什么所有这些古代资料要搬到遥远的西方？”斯坦因默默无语，当转而被问及其他一些细节时，斯坦因才大大松了口气。

　　在斯坦因离开敦煌几个月后的 1908年2月25日，“识货的”法国人伯希和出现在莫高窟前。

　　此后日本的橘瑞超、俄国的奥登堡、美国人华尔纳闻风而至，接着满载而归。

　　20世纪30年代，《敦煌劫余录》出版，陈寅恪作序，其愤慨之情跃然纸上：“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现之佳品，不流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

　　敦煌文书四分五裂的现状，100年来始终深深刺痛着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学者。

　　1909年，北京六国饭店。伯希和向中国学界名流讲述了敦煌藏经洞的情况，并透露：藏经洞还未全空，他没有取完，不然太“伤廉”，即有损廉洁。

　　得知伯希和敦煌获宝，学术中人纷纷走访。著名学者罗振玉开始积极奔走。经过不懈努力， 8000卷文书从敦煌运到北京，一路上多灾多难。甘肃境内的地方官绅热衷盗窃，导致一路不少经卷流失。劫后残余的敦煌文书运至北京也不是一帆风顺，藏书大家李盛铎，学界名流刘廷琛、方而谦等人监守自盗，把选出的精品收入自家书房。

　　远在敦煌的王道士露出狡猾性情，也私匿了一批卷子。这为后来的盗宝者再次得手埋下隐患。

　　研究：敦煌学成了时代学术新潮流

　　有形的文书已经流散至国外，研究再不能落人后尘，中国学者奋起直追。

　　敦煌学的雏形，也由此起步。最早提出“敦煌学”概念的，依旧是陈寅恪，依旧来自《敦煌劫余录》。在那篇著名的序言里，陈寅恪这样说，敦煌学“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

　　上个世纪20至40年代，不少中国学者远赴欧洲，查阅已经流失的敦煌文书。伦敦、巴黎的异国他乡留下一批中国学者孜孜以求的寻梦足迹。

　　1934年，北平图书馆派王重民前往巴黎。王重民利用5年时间，详细记录，大量拍摄。后来，在学界享有盛誉的《敦煌古籍叙录》出版，极大地推动了国内敦煌学的研究。

　　另一位派往伦敦的向达备受刁难和白眼，生活津贴无着落，但忍辱负重，或抄录，或拍照，或做卡片。

　　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内， 1925年，在藏经洞发现25年之后，中国学者陈万里终于第一次踏上西行的旅途。有人说，这是中国敦煌学史上感人的一幕。身负重托的陈万里不负众望，此行不但粉碎了华尔纳再次盗宝的阴谋，而且在3天15个小时里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

　　回眸百年，常书鸿的名字不得不提。 1943年在常书鸿的带领下，研究人员在满眼风沙的塞外，修筑围墙，开展保护和研究工作。“文革”十年，敦煌学的研究在祖国大陆几乎停滞。

　　1981年，日本学者藤枝晃在中国讲学时，曾直截了当地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句话，刺痛了许许多多的中国人。

　　1983年8月15日，注定要写进中国敦煌学史。这一天，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在兰州举行。来自各地的近200名专家云集兰州，兴奋地讨论着，交流着。

　　1988年，敦煌学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当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季羡林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时，来自十多个国家的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藤枝晃应邀其中。

　　索回：“完璧归赵”的日子还遥遥无期

　　在此番“纪念敦煌学 100周年国际学术大会（ 1907—2007）”引发风波之前，香港媒体一篇题为《中国学者欲索还敦煌文物》的报道，让兰州大学教授王冀青深陷舆论风波。此后，又有媒体称王冀青否认曾有索还敦煌文物的行为。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冀青透露自己眼下正致力于摸清文书流失的途径、家底、真相，在学术层面找事实。他同时强调“我们一两个人喊没有力量，这个问题需要国家的重视。”

　　文物回归涉及一系列的法律、公约，是政府间的行为。在敦煌文书“完璧归赵”还遥遥无期之时，也有学者表达出务实的态度。

　　西北师范大学李并成教授坦言，索回文物的历程相当艰难。他建议，国家应该通过外交途径，通过法律手段进行艰苦的努力。

　　兰州大学敦煌研究所所长郑炳林教授认为，“中国人要搞的就是研究，做不了的事情可以先放着，留给后人来做，我们这代人就应该脚踏实地做点实事。”

　　持相同观点的还有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他表示，研究是关键，应该把敦煌文献纳入民族文化的大视野下予以审视。敦煌学也应该和相应的学科相结合，放在更广阔的视野下进行整理研究。

　　成果：敦煌学让今人的视野回到了千年前

　　百余年前藏经洞发现的敦煌文献，价值独特，从而诞生了一门以文献为基础的敦煌学。在中国第一个敦煌学博士后刘永明眼里，正是由于敦煌文书，让今人的视野回归到了千年之前，可以直接和古人对话，面对面地了解古人的所思所想，从而更能准确地把握民族文化。

　　“我们敦煌学是和第一手资料打交道。”刘永明说，技术手的发达，恰恰解决了敦煌学研究中的资源瓶颈。

　　对此，王冀青教授深有：上个世纪80年代，许学者做论文，受资料所限，很情况下只能在前人论文基础上进行修正，论文难有深度。当时除非亲自去国外，才能掌握第一手资料。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英、法所藏敦煌文书多卷本大型图录印行。而更令人瞩目的是，数字化技术的引入，即利用计算机来加工和存储所采集到的文书数字信息，给敦煌学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对数字化颇有研究的兰州大学敦煌学博士韩春平说，数字化带给敦煌学研究者的便利在于随时随地都可以共享资源。这种变化是巨大的，网络扩大了对文献研究的影响，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加盟其中，而不是垄断在少数人的手里。

　　另外，数字化提高了文献保护的技能，文书的修复往往需要以计算机为辅助。他特别强调的是，由中、英、法、德、俄、日等多国参与共建的国际敦煌项目（IDP），被誉为“理想的学术资源库”。该项目所属的网上数据库，可以免费向世界各国的学者提供数以万计的文书目录、图像以及其他相关资料。

　　从驼马队到网络，品读百年历程，作为一名敦煌学研究者的韩春平，感慨系于笔端：“借助四通八达的网络，文书‘回归''到了自己的故乡中国，同时也经历了从劫难到辉煌的历程。”

　　但韩春平明白，这种“回归”，“只是一种虚拟的回归，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物回归。”

　　前往兰州讲学的南华大学郑阿财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即使打国际官司也无济于事。“与其旷日持久地打国际官司，对簿公堂，伤彼此感情，不如加强合作。”郑阿财希望人们更多地站在学术的立场，“不一定强求文物为我们所有，但求为大家所用。”在他看来，文书的回归实属困难，“真正回归是不可能的”，可以选一些有代表性的文书象征性地表达意愿，也是对全体国民有一个交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