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的敦煌生活

抗日战争的1942年，在寒冷的敦煌莫高窟，北大教授向达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了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么？”50多年过去了，我们今天还有同样的激情吗？莫高窟是祖先留下的老照片，在祖先的精神世界里，我们总可以多少发现一点自己今天的影象。藏经洞留下的是祖先的残破的日记，翻检一下，那也是我们自己的宝贵历程的一部分。

从藏经洞到莫高窟到敦煌学，一百年了，敦煌的学者们，一点一滴地恢复着人类的记忆，如同征服太空一样扩展着我们历史的空间。

走近敦煌，你会感到不虚此行的。  

藏经洞发现以后，中外学者对于这个宝藏的研究就没有停止过，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这些宝物为什么封藏起来？因为发现了一些碎纸和残卷，一个流行很久的说法是废弃说。敦煌某个寺院的废弃物，长期堆放，最后无法处理这些神圣物品，就封存起来（斯坦因）。另一个说法认为是西夏的军队进攻敦煌，为了避免这些经卷遭受战火，所以提前封存起来，此为避难说（伯希和）。

最新的说法是荣新江教授提出的。藏经洞就是当初敦煌三界寺的图书馆，而这个寺院在敦煌并不是最大最好的寺院，为了年久失修的经卷，在一个纸张缺乏的时代，他们必须经常收集这种纸张（包括废纸）用来对经卷的修补，而事实上也确实存在着这样的当时修补的经卷。另外，从外国探险家保存下来的藏经洞照片来看，藏经洞里的经卷是有序存放的，经卷都是用经帙（一种包袱皮）捆扎好的，甚至可以看到用千字文顺序作出的标示。这就否定了废弃之说。

为什么封藏呢？以往的西夏进攻说是有问题的，因为用错了证据，把黑城出土的文书当成了敦煌出土的文书。新的说法是与新疆伊斯兰教有关。喀拉汗王朝（以新疆喀什为政治中心）在皈依了伊斯兰教以后，曾经向信仰佛教的和田发动圣战，战争前后持续了三十年。和田战败以后被迫也皈依伊斯兰教，同时对原来的佛教进行破坏，许多佛教僧侣逃亡境外。当时的和田与敦煌关系密切，和田的佛教僧侣逃亡敦煌的大有人在。和田发生的宗教灾难在敦煌引起恐慌，对伊斯兰教的东向发展进行了过高估计，于是在公元1006年左右，三界寺为了保全寺内最重要的财产，提前把自己的图书馆封藏起来。虽然后来新疆的伊斯兰教并没有打过来，但敦煌很快也陷入混乱，于是藏经洞一直封存着，直到忙忙碌碌的王道士走进来。这个说法的诱人之处不仅在于使用了新的证据，而且暗示着今后敦煌考古的美好前景，因为当时敦煌佛教寺院众多，采取相同措施的不应该只有三戒寺一家。这就是说，敦煌可能还有未发现的藏经洞。

以藏经洞出土文书和莫高窟艺术以及相临地区出土文物为研究对象的学科就是敦煌学。敦煌学的资料涉及历史、地理、语言、宗教、文学、考古、艺术、中外文化交流等多种学科，与传统的学科即有重合又有交叉，所以敦煌学在内容上难以统一，呈现出多学科的性质。敦煌资料一开始就流散到世界各地，敦煌学因而具有了国际性的特征。第一次使用敦煌学概念的是陈寅恪，他强调敦煌学所代表的世界学术新潮流，主张中国学者应该预流，为世界学术做出贡献。但以往说起敦煌学，多强调伤心的一面，而这正是陈寅恪所不同意的。中国敦煌学起步最早，但长期落后，近二十年才取得重大成就，不愧于敦煌所在的中国。陈寅恪概括敦煌学是新资料和新问题，此前的敦煌学研究，中外学者们在资料整理上花费了巨大精力，新世纪的敦煌学，在新问题的研究上将展现更广阔的前景。

敦煌文书中，以佛教文献为最大宗，约占汉文文献的90%左右。毕竟是一个佛教寺院的图书馆，这是不足为怪的。其他种文献的保存，有的世俗文书是为了珍贵的纸张的再利用，有的比如道教文献，也许是为了供批判使用。当然，不是所有文书都能了解之所以保存下来的理由的。

大量佛教经典保存下来，除了寺院和僧侣们的努力以外，普通的信仰者也做出了贡献。当时的信仰者相信，抄写佛经本身就像念经、施舍一样是一种功德，有利于自己信仰的表达，也有利于自己的生活。于是，一卷卷佛经就这样抄写了出来。贞观十五年（公元641），正逢中国历史上少有太平盛世，皇帝唐太宗为此获得了不少赞誉。这一年的七月八日，辛闻香抄写了《报恩经》一部，不知为什么，他与父母分离，流落他乡，而父母音信全无。他抄经的目的是希望父母今生幸福平安，而来世与父母不再分离。

公元695年大年初一，张万福和妻子吕氏抄写《观世音经》一卷。因为他们从沙州（敦煌）来到甘州（酒泉）而与父母分离，所以写经祝愿父母和亲戚，今生长寿平安，来生进入天国极乐世界（藏日本书道博物馆）。700年的五月二十三日，阴仁协抄写《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一卷，为了父母祖先、和家大小，也是为了还愿。他曾经许愿如果官到六品，每月抄写佛经一卷，如果到五品，每月写经二卷。他的愿望虽然已经实现有时，但因为一直在战争中，没有办法得到纸墨，所以未能还愿。现在，他已经官为大斗拔谷副使了，终于有机会还愿，写了这卷佛经。

普通信仰者的信仰，总是与生活日用联系在一起的，敦煌文书提供了很古老的证明。

有一种称作变文的通俗文学形式，也与佛教有关，因为可能来自佛教的俗讲。这是一种讲故事的方式，把散文和韵文结合在一起，介绍佛本生故事或者佛经故事。生动的语言吸引听众的注意，也是一种宗教宣传的方法。当然，变文不只是佛教内容，讲历史故事的变文就与佛教无关了。这可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使用的是口语，中国的汉语历史因为有了这个证据，说起来可大不相同了。同时，关于白话文学的历史，至少不能不管不顾地从“五四”时代计算了。

讲故事的时候，讲演者还经常准备一些道具，最有意思的是一种图画，这就叫做变相。演讲者一边指点着画面，一边讲解图画的内容。这种看图讲故事的方式据研究来源于印度，对后世的影响也很大。这样的图画跟现在的连环画差不多，画面与画面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演讲者不只是讲，而且又演又唱，于是这与中国的戏剧起源又产生了纠葛。

说到艺术，自然忘不了中国特色的书法。唐太宗热爱王羲之和王献之的书法，当时就有许多故事流传。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民间对二王书法于是就达到了崇拜的程度。敦煌出有王羲之的草书临帖三种，虽然字数不多，亦足称珍品了。王羲之的兰亭序，是王羲之书法的代表作，当时民间模仿太多，致使这帖“天下第一行书”有的时候不是被用来学习书法，而是用来习字。至于欧阳询的《化度寺塔铭》，传世的拓本有多种，但因为原石早失，多次翻刻难免失真，敦煌出土的唐拓，当然要比传世的拓本更接近原作了。唐太宗不仅热爱书法，他自己据说也写得一手好飞白。但是，唐朝以来，人们只是听说过没见过，现在敦煌出现了他的《温泉碑铭》的拓本，真正是今人的眼福不浅。

书法艺术总是更多地与社会上层联系在一起，一般老百姓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应付日常生活。在皇帝和民众之间，有一种叫做户籍的东西紧密地把双方联系起来。一家之主每年把自家的户口和土地情况按要求填写，这就是“手实”，手实的最后有一段保证词，保证自己的填写是如实的，若错误，愿意接受法律惩罚。一个乡的手实粘在一起，里正也要写上保证词。在唐代，法律对于户口统计出错是有明确量刑规定的。统治的前提是对户口进行控制，这种编户齐民体制可是中国历朝历代统治得以完成的重要条件。唐朝的制度是一年一造计帐，三年一造户籍。但是，具体的户籍样式从没有见到过，而敦煌出土的唐代户籍给出了这方面的知识。唐朝的户籍，基本上分成两个部分，一是户口，记录户主及其家人（包括奴婢）的姓名、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身份，下面是生、死、逃亡等注释。二是土地，记录应受田、已受田和未受田的数量，已受的永业田、口分田的位置和四邻。唐朝的户籍样式前后也有变化，与前朝如西凉、北魏的格式也有区分，即便这种历代皆有的户籍，看来也是有所变更的。户籍是国家统治赖以进行的基础，从县到中央户部都存有多年的户籍资料，这是当时国情的权威资料总汇。

计帐是根据户籍进行的分类统计资料，一年统计一次。统计单位也是从县、州到户部。分类如课丁帐（需要对国家尽义务如纳租服役的丁男统计）、逃亡帐（逃跑到外地，在原籍不能尽义务人口）的统计、侍丁帐（对国家需要尽义务但家中有老人需要服侍而不能的男丁）的统计。计帐的综合，就是国家可以调动人力物力的基本情况。

计帐制度等都是从国家立场出发制定的，民众只有遵守的义务而没有参与的权力，所以当时的民众对这样的国家并不报太大的指望，更切实的办法是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民间结社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显德六年已未岁正月三日女人社因兹新岁初来，各发好意，再立条件。盖闻至诚立社，有条有格。夫邑义者，父母生其身，朋友长其志，遇危则相扶，难则相救。与朋友交，言如信。结交朋友，世语相续，大者若姊，小者若妹，让语先登。立条件已后，山河为誓，终不相违。”民间结社是一个渊远流长，广泛存在的传统。唐宋时代，在许多地方有民间结社，而敦煌是留下资料最多的地方。结社的规模大小不一，多到百人，少则几个人，可以因缘各种情况，邻里之间，同行之间，女性，亲戚，官人，军人等都可以结社。结社采取自愿原则，凡参加者都必须保证接受社的规章制度。这些规章制度称作“社条”，由全体社人开会制定（称作“商量”），社中的重要事项，包括选举社官，权利义务的规定等都在社条中有明确说明。日常事务由社官根据社条负责，遇到社条中没有的新情况，召开社人大会商量。社中一切事务实行公开原则，收支不论大小都有当时的票据和帐目。敦煌文书中有一种是“社条文样”，可以说明结社以及社的管理制度是普同的。因为民间的这种结社，主要是民间自助性质的，对于社会安定有很好的维系作用，所以政府是一切不问或者支持协助。

结社的实际意义有很多，一家有事，全社的人都会来帮忙。比如，盖房子就是一家的重大事情，单独完成困难较大，社的帮助很有必要。盖房子最重要的仪式是上梁，即使今人也并不陌生。敦煌文书就提供了这方面的实例。首先要选择良辰吉日，然后进行庆贺，焚烧象征性的银钱，唱起祝贺歌，“自此上梁之后，富贵千年万年”，同时各种蒸饼、干粮由工匠从大梁的东南西北各方抛洒下来，人们一阵争抢，仪式就这样在喧闹热烈的气氛中结束。真诚的祝福也许真能带来好的运气吧。

盖房子是大事，结婚更是大事了。敦煌文书记录当时的结婚礼仪实在是太复杂了，从通婚书的传递，到婚礼的完成，这中间的过程专家要写厚厚的专著。有意思的是当时的洞房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房间，而是一种帐篷，设在房间的西南角的“吉地”之上。新郎新娘，“同牢盘（新郎新娘用同一个盘子吃肉），合卺（jin）杯（用同一个葫芦做的瓢饮酒），帐中夫妻左右坐。”这种婚礼来自很古老的传统，又明显地受到北方少数民族习惯的影响，不仅敦煌如此，中原也如此。

结婚是喜事，离婚则令人感伤，但白头偕老毕竟不是人人都能实现的梦想，所以中途分手的事就在所难免了。丈夫写一道《放妻书》，双方父母亲戚认可，婚姻即宣告结束。“盖闻伉俪情深，夫妇语义重。幽怀合卺之欢，欢念同牢之乐。夫妻相对，恰似鸳鸯双飞，并膝花颜共坐。两德之美，恩爱极重，二体一心。生同床枕于寝间，死同棺椁于坟下。三年结缘，则夫妇相和，三年有怨，则来仇隙。今已不和，想是前世怨家。”理想的婚姻是美好的，但不如意的现实也实在没有办法，分手吧，就当作前世冤家。这道《放妻书》写明要给妻子提供三年衣粮，最后不知道为什么还喊了一句“伏愿娘子千秋万岁。” 读着这样的文字，看到祖先与子孙在婚姻上经常共有的曲折，人类在情感上的无奈真真是万古长青的课题啊。

比起离婚来，死人的事则是悲伤的。康大娘也许并无其人，但这样的诗读起来同样令人感伤。母亲要死了，孩子们怎么办啊。“日落西山昏，孤男留一群”。母亲最关心的是在自己身后父亲如何对待自己的孩子们。“有情怜男女，无情亦任君。”人之将死，其言亦善，但对于未来的事情，即将去世的母亲只有情感而没有力量，只好听之任之了。老百姓的日子，什么时候都是不容易的。

敦煌当时有许多少数民族居住。来自伊朗地区的九姓胡人集中居住在敦煌县的城东，于是专门设置了一个乡，取名叫做从化乡。从化，大概是遵从中国教化的意思。能吸引远方的民族到中国来居住，是中国政治家很得意的事情。九姓胡人也叫粟特人，是一个信仰祆教，并以经商闻名的民族，由于阿拉伯帝国的兴起，被迫大批移居中国。来到中国以后，他们多聚族而居，依然信仰原来的宗教。中国政府看来是崇尚信仰自由的，所以并不干预，敦煌从化乡就有祆祠一座。这个民族对唐朝有多方面的影响，安禄山、史思明就属于粟特人。

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才认识到即使人类族群交往较少的时期，那种交往也是至关重要的，人类交往史正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在信息高速公路和新航路开辟以前，贯通人类族群的道路已经联络着地球的各个部分，最重要的就是沟通几大文明的丝绸之路。族群的往来伴随着文化的交流，当时的族群的具体需要现在看来正是全人类发展的需要。近代以前，中国外来的文化动力，基本上都是靠丝绸之路载运来的，而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也有许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展开影响的。关于人类这条文化大动脉的历史，很长时期是湮灭无闻的。是十九世纪以来的考古学和中亚探险，才最终使得让丝绸之路在历史的深处显现出来。莫高窟和藏经洞为丝绸之路提供了大量的宝贵证明。丝绸之路关涉许多国家民族的历史，而这也是敦煌学能成为世界性学科的一个重要动力。莫高窟提供的民族史形象资料，藏经洞提供的民族语言和世界宗教证据，都在讲述同样的法则，人类内部的交往，既是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自身发展的条件。全球化的历程，也许应该从丝绸之路讲起。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上的一座重镇，留下千古证据和万种话题，这是中国之幸，也是人类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