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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走敦煌宝藏的鬼佬斯坦因（上）
斯坦因那厮（上）
写了王道士之后，就想写写斯坦因。那厮盗走了敦煌藏经洞16000册卷子，还引发了以后一系列的盗取，使藏经洞所藏约五万件卷子大部分流失国外，他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不能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
想想1907年，那让中国人民蒙羞的一幕吧！那斯坦因仅用了区区小数的银子，就从天真的王道士手里骗取了我们无比珍贵的藏经洞宝藏。它们被装上了马背，整整装了29大箱。在无数的中国百姓和官吏的眼皮底下，马队摇摇晃晃地穿过西部的荒漠和戈壁，翻过帕米尔高原，消失在边境另一头。他欺骗王道士说这些文物将送到印度的神学院去研究，以便增添佛的光辉，可它们却出现在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然后他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报告，然后他被英王授予了爵位，然后他成为以后兴起的敦煌学的开山鼻祖，然后……过了许多年，我们的研究人员却不得不屈辱地跑到大英博物馆，申请研究我们自家里出土的我们自己的文物，因为中国只留下了不多并且是挑剩下的的残片！许多年来，当无数的中国人带着无比惊叹的的表情，站在被栏杆精心挡住的17号窟前，却只能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那里边已经空空如也。而那位窃贼，掀开了这一幕的斯坦因博士却只淡淡地说：
“将这些写卷全力抢救出来，以免在那样的保存条件下继续散失，我以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瞧瞧！
我们散失我们愿意，我们自家的东西我们爱怎么搁怎么搁，你，你以为你是谁？中国人民的代言人？狗屎！
1907年的春夏之际，斯坦因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敦煌。他说他是在早两个月，在考察汉长城时听说敦煌发掘了个藏经洞。那会儿他还有些漫不经心，并未意识到这一发掘的价值。这大概是实话，因为他1906年就到了中国，先后调查发掘了米兰、楼兰、交城和汉长城几处遗址，如果他知道藏经洞文物的价值，那厮早会飞也似的赶来了。
那年的5月21号，斯坦因第一次见到了王道士。给他的印象是，王道士“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琢磨。”斯坦因喜欢害羞和紧张的中国人，自从他进入中国以来，他已很长于和他们打交道了。但他不喜欢狡猾机警，这使他要多花心思。他看出王道士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
那时，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已经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中发生的事情我在《敦煌之一：17号窟》中已有记述，就是那么多事了。那时他的心境并不惶怵，因为在斯坦因来之前，还没有什么人认为这些纸纸片片怎么重要，虽然藏经洞的事已广为流传。他经常出去化缘，化缘来的碎钱，就拿回来修缮他认为极端重要的洞窟。为此他的生活很凄苦，但一直勤勤恳恳地干着。施主们都说他善良，名声远播。
现在斯坦因来造访，他很烦。许多的香客来进香，都想看看那藏经洞，令他很是担心，他已在不久前用砖简单的封住了洞口。对斯坦因，他显得冷漠，但毕竟这外国人和汪副县令关系很好，他礼节性地欢迎了他。斯坦因不敢露出些许的急切，虽然他事实上是十分急切的。他在洞窟旁搭了个帐篷，装作漫不经心地四处看看，拍些照片。有一天他提出要看看王道士正在修缮的佛窟——这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细节——意在让王道士感到他对他的工作的敬重和赞赏。王道士果然为之感动，并且变得缓颊起来。在跟着王道士参观的过程中，斯坦因对王道士的作品赞不绝口，虽然他心里是颇为鄙夷的。王道士则一直表现得很矜持，但他脸上掠过的丝丝得意却被斯坦因看在了眼里。这是第一个回合，让斯坦因看到了缺口。在这时，他仍然故意不置关于藏经洞的一个字。
经过缜密的暗访，斯坦因终于发现了王道士的另一个文化苦旅，即他对玄奘的绵绵景仰。没有人研究过，这个来自麻城的农民道士，为什么会对佛的殿堂和佛的人物那么倾心？我也不知道。对懂文物知识的某些官员，斯坦因的从来手法是大谈文化，以博取他们的好感和放纵，斯坦因对此并不讳言。他说，对王道士则需变换手法。他把王道士请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玄奘。那厮谈玄奘毫不费力，在印度和中国的游历给了他这方面十分丰富的知识。谈话很久，尽管王道士只是静静地在听，但渐渐的，他的眼里开始放出了光芒——他太喜欢这个话题了。他开口了，开始了和斯坦因的讨论。斯坦因心里一阵狂喜，他知道他已站到了王道士临时砌的那堵墙边，王道士就会自己打开那堵墙了。他不失时机地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借几本藏经洞里的卷子来看看？王道士是个讷于言敏于行的人，他自己永不会意识到，当他真的给斯坦因拿来了几本经书的时候，那是藏经洞文物流失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在如豆的油灯下，斯坦因和他的蒋师爷看了几页之后，他们很感震惊：那显然是八世纪时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书的汉译本，甚至在其中一页的空白处他们还看到了玄奘的亲笔校注！
在此之前，斯坦因还在轻描淡写地谈道藏经洞的文物，而现在，他预感藏经洞的藏品会是极具价值的，虽然那时他还没想到他将震动世界。
他迫不及待了，他立刻提出要向王道士修缮佛窟的善行捐助。捐助的数额不祥，但他与蒋师爷密谋的底线是40锭马蹄银或更多一些（后来他并没有花那么多！）。40锭马蹄银对官爷们来说是洒洒水，对王道士来说却足以使他晕菜了，他大概从没有化来过银子，哪怕是碎银。出家人虽然淡于钱两，但他主持的修缮工作却要花很多的钱，诱惑显而易见。斯坦因又请人给塑了一尊玄奘的塑像给王道士，斯坦因自己也承认那塑像丑陋不堪，和王道士主持塑的神像如出一辙。他是在尽力讨好王道士，在这时，他会抛开一个科学家的鉴赏力的。
斯坦因在第二天即派蒋师爷去面见王道士，告诉他这就是玄奘的书呀。但这是天书，蒋师爷强调说。它们来自神地印度，由王道士来发现和保存，是玄奘在天之灵的喻示。此后一直到他们成功，他们总是反复强调这一点，他们一直在告诉王道士，现在这些书要运回印度的神学院，也是神的旨意。这是斯坦因针对王道士专门设计的计谋。一个科学家做这些事情，是他人格的低劣，是他行为上的可耻。我们由此可以认定他并不是个高尚的人，我们由此可以认定敦煌文物是他骗去的，因而是盗取的！
可悲的是王道士，他对现实的人狡猾而机警，对神的崇仰却使他极易上当。当然这仅仅是个技术细节，最主要的是，并没有人告诉他藏经洞这些藏品是重要的文物，是国宝。他已经保管它们七年了，为什么官府还不来？为什么中国的学者还不来？敦煌石窟，除了一个道家弟子，谁还在维护它？你能怪王道士么？这是我对余秋雨先生对王道士虚伪的鞭挞最反感之处：你们就对中国人能！
王道士在神的召唤和俗的事务之间摇摆不定。他确实是自己打开了那堵临时的封墙，他已经开始不断地从洞里拿出一些写卷，供斯坦因“借阅”。斯坦因则不断地偷留下一些，偷偷的运回他的住地。看起来王道士并非毫无察觉，但他并未揭穿。他只坚持要求那厮退回经卷——他认为字书最为珍贵，大概因为他看不懂。对看得懂的经变画和幢幡一类东东，他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时他已拿了斯坦因4锭马蹄银，他真的是经受不起这个诱惑。斯坦因用4锭马蹄银的捐助换来了多少东西呢？除了他已私藏的，还有2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是他和王道士交涉之后的所得。当他后来写那本《发现藏经洞》时，他不无得意地说，
“当我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斯坦因在王道士那里呆了三个星期，他偷来的卷子越积越多。他每天在藏经洞旁边的一个耳房里工作到夕阳西落，直到再也看不见了。他时时担心王道士可能会变卦，因为王道士越来越显得烦躁不安。烦躁的原因是多疑的王道士开始担心施主们会知道此事，从而破坏他八年来积攒下来的好名声。另一个原因是他对斯坦因的动机开始产生怀疑：他拿走这些卷子真是神的旨意吗？幸好斯坦因总是能及时地抚慰他，并又陆续捐助了几次，以使他安下心来。
终于到了工作结束的日子了，斯坦因博士觉得他该动身离开了，因为他的当地官员朋友告诉他，敦煌地区正酝酿着一场动乱。他将他盗取来的，和王道士赠送的卷子装上了马背，然后悄悄地向王道士告别。想到他还得在那荒凉的三危山里，继续忙碌他那其实很无意义的工作，斯坦因生出了许多的怜意，甚至还有些敬佩。他是一个很厚道很虔诚的人，斯坦因评价道。到1914年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时，他们俨然已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说过，王道士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并且很乐意将他私留下来的藏经洞卷子悉数“赠送”给了斯坦因。
回英国的路当然很漫长，并且充满了危险。对此，斯坦因只很简要地写到，并说：
“当全部24箱沉甸甸的写卷和另外5箱绘画等艺术品安然运抵大英博物馆时，我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写了王道士之后，就想写写斯坦因。那厮盗走了敦煌藏经洞16000册卷子，还引发了以后一系列的盗取，使藏经洞所藏约五万件卷子大部分流失国外，他是中国人民的罪人，不能三言两语就打发了他。
想想1907年，那让中国人民蒙羞的一幕吧！那斯坦因仅用了区区小数的银子，就从天真的王道士手里骗取了我们无比珍贵的藏经洞宝藏。它们被装上了马背，整整装了29大箱。在无数的中国百姓和官吏的眼皮底下，马队摇摇晃晃地穿过西部的荒漠和戈壁，翻过帕米尔高原，消失在边境另一头。他欺骗王道士说这些文物将送到印度的神学院去研究，以便增添佛的光辉，可它们却出现在了伦敦的大英博物馆！然后他向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他的报告，然后他被英王授予了爵位，然后他成为以后兴起的敦煌学的开山鼻祖，然后……过了许多年，我们的研究人员却不得不屈辱地跑到大英博物馆，申请研究我们自家里出土的我们自己的文物，因为中国只留下了不多并且是挑剩下的的残片！许多年来，当无数的中国人带着无比惊叹的的表情，站在被栏杆精心挡住的17号窟前，却只能看到一个黑乎乎的洞口——那里边已经空空如也。而那位窃贼，掀开了这一幕的斯坦因博士却只淡淡地说：
“将这些写卷全力抢救出来，以免在那样的保存条件下继续散失，我以为这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
瞧瞧！
我们散失我们愿意，我们自家的东西我们爱怎么搁怎么搁，你，你以为你是谁？中国人民的代言人？狗屎！
1907年的春夏之际，斯坦因风尘仆仆地赶到了敦煌。他说他是在早两个月，在考察汉长城时听说敦煌发掘了个藏经洞。那会儿他还有些漫不经心，并未意识到这一发掘的价值。这大概是实话，因为他1906年就到了中国，先后调查发掘了米兰、楼兰、交城和汉长城几处遗址，如果他知道藏经洞文物的价值，那厮早会飞也似的赶来了。
那年的5月21号，斯坦因第一次见到了王道士。给他的印象是，王道士“可以称得上是一个孤傲的、忠于职守的人。他看上去有些古怪，见到生人非常害羞和紧张，但脸上却不时流露出一丝狡猾机警的表情，令人难以琢磨。”斯坦因喜欢害羞和紧张的中国人，自从他进入中国以来，他已很长于和他们打交道了。但他不喜欢狡猾机警，这使他要多花心思。他看出王道士是个很难对付的家伙。
那时，王道士发现藏经洞，已经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中发生的事情我在《敦煌之一：17号窟》中已有记述，就是那么多事了。那时他的心境并不惶怵，因为在斯坦因来之前，还没有什么人认为这些纸纸片片怎么重要，虽然藏经洞的事已广为流传。他经常出去化缘，化缘来的碎钱，就拿回来修缮他认为极端重要的洞窟。为此他的生活很凄苦，但一直勤勤恳恳地干着。施主们都说他善良，名声远播。
现在斯坦因来造访，他很烦。许多的香客来进香，都想看看那藏经洞，令他很是担心，他已在不久前用砖简单的封住了洞口。对斯坦因，他显得冷漠，但毕竟这外国人和汪副县令关系很好，他礼节性地欢迎了他。斯坦因不敢露出些许的急切，虽然他事实上是十分急切的。他在洞窟旁搭了个帐篷，装作漫不经心地四处看看，拍些照片。有一天他提出要看看王道士正在修缮的佛窟——这是他精心设计的一个细节——意在让王道士感到他对他的工作的敬重和赞赏。王道士果然为之感动，并且变得缓颊起来。在跟着王道士参观的过程中，斯坦因对王道士的作品赞不绝口，虽然他心里是颇为鄙夷的。王道士则一直表现得很矜持，但他脸上掠过的丝丝得意却被斯坦因看在了眼里。这是第一个回合，让斯坦因看到了缺口。在这时，他仍然故意不置关于藏经洞的一个字。
经过缜密的暗访，斯坦因终于发现了王道士的另一个文化苦旅，即他对玄奘的绵绵景仰。没有人研究过，这个来自麻城的农民道士，为什么会对佛的殿堂和佛的人物那么倾心？我也不知道。对懂文物知识的某些官员，斯坦因的从来手法是大谈文化，以博取他们的好感和放纵，斯坦因对此并不讳言。他说，对王道士则需变换手法。他把王道士请来，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起了玄奘。那厮谈玄奘毫不费力，在印度和中国的游历给了他这方面十分丰富的知识。谈话很久，尽管王道士只是静静地在听，但渐渐的，他的眼里开始放出了光芒——他太喜欢这个话题了。他开口了，开始了和斯坦因的讨论。斯坦因心里一阵狂喜，他知道他已站到了王道士临时砌的那堵墙边，王道士就会自己打开那堵墙了。他不失时机地小心翼翼地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能不能借几本藏经洞里的卷子来看看？王道士是个讷于言敏于行的人，他自己永不会意识到，当他真的给斯坦因拿来了几本经书的时候，那是藏经洞文物流失的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
在如豆的油灯下，斯坦因和他的蒋师爷看了几页之后，他们很感震惊：那显然是八世纪时玄奘从印度取回来的经书的汉译本，甚至在其中一页的空白处他们还看到了玄奘的亲笔校注！
在此之前，斯坦因还在轻描淡写地谈道藏经洞的文物，而现在，他预感藏经洞的藏品会是极具价值的，虽然那时他还没想到他将震动世界。
他迫不及待了，他立刻提出要向王道士修缮佛窟的善行捐助。捐助的数额不祥，但他与蒋师爷密谋的底线是40锭马蹄银或更多一些（后来他并没有花那么多！）。40锭马蹄银对官爷们来说是洒洒水，对王道士来说却足以使他晕菜了，他大概从没有化来过银子，哪怕是碎银。出家人虽然淡于钱两，但他主持的修缮工作却要花很多的钱，诱惑显而易见。斯坦因又请人给塑了一尊玄奘的塑像给王道士，斯坦因自己也承认那塑像丑陋不堪，和王道士主持塑的神像如出一辙。他是在尽力讨好王道士，在这时，他会抛开一个科学家的鉴赏力的。
斯坦因在第二天即派蒋师爷去面见王道士，告诉他这就是玄奘的书呀。但这是天书，蒋师爷强调说。它们来自神地印度，由王道士来发现和保存，是玄奘在天之灵的喻示。此后一直到他们成功，他们总是反复强调这一点，他们一直在告诉王道士，现在这些书要运回印度的神学院，也是神的旨意。这是斯坦因针对王道士专门设计的计谋。一个科学家做这些事情，是他人格的低劣，是他行为上的可耻。我们由此可以认定他并不是个高尚的人，我们由此可以认定敦煌文物是他骗去的，因而是盗取的！
可悲的是王道士，他对现实的人狡猾而机警，对神的崇仰却使他极易上当。当然这仅仅是个技术细节，最主要的是，并没有人告诉他藏经洞这些藏品是重要的文物，是国宝。他已经保管它们七年了，为什么官府还不来？为什么中国的学者还不来？敦煌石窟，除了一个道家弟子，谁还在维护它？你能怪王道士么？这是我对余秋雨先生对王道士虚伪的鞭挞最反感之处：你们就对中国人能！
王道士在神的召唤和俗的事务之间摇摆不定。他确实是自己打开了那堵临时的封墙，他已经开始不断地从洞里拿出一些写卷，供斯坦因“借阅”。斯坦因则不断地偷留下一些，偷偷的运回他的住地。看起来王道士并非毫无察觉，但他并未揭穿。他只坚持要求那厮退回经卷——他认为字书最为珍贵，大概因为他看不懂。对看得懂的经变画和幢幡一类东东，他宁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此时他已拿了斯坦因4锭马蹄银，他真的是经受不起这个诱惑。斯坦因用4锭马蹄银的捐助换来了多少东西呢？除了他已私藏的，还有20捆汉文写卷和5捆藏文写卷，是他和王道士交涉之后的所得。当他后来写那本《发现藏经洞》时，他不无得意地说，
“当我回过头来检视我用4锭马蹄银换来的无价之宝时，这笔交易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斯坦因在王道士那里呆了三个星期，他偷来的卷子越积越多。他每天在藏经洞旁边的一个耳房里工作到夕阳西落，直到再也看不见了。他时时担心王道士可能会变卦，因为王道士越来越显得烦躁不安。烦躁的原因是多疑的王道士开始担心施主们会知道此事，从而破坏他八年来积攒下来的好名声。另一个原因是他对斯坦因的动机开始产生怀疑：他拿走这些卷子真是神的旨意吗？幸好斯坦因总是能及时地抚慰他，并又陆续捐助了几次，以使他安下心来。
终于到了工作结束的日子了，斯坦因博士觉得他该动身离开了，因为他的当地官员朋友告诉他，敦煌地区正酝酿着一场动乱。他将他盗取来的，和王道士赠送的卷子装上了马背，然后悄悄地向王道士告别。想到他还得在那荒凉的三危山里，继续忙碌他那其实很无意义的工作，斯坦因生出了许多的怜意，甚至还有些敬佩。他是一个很厚道很虔诚的人，斯坦因评价道。到1914年斯坦因又一次来到敦煌时，他们俨然已是多年不见的老朋友，我说过，王道士似乎一直在等待着他的到来，并且很乐意将他私留下来的藏经洞卷子悉数“赠送”给了斯坦因。
回英国的路当然很漫长，并且充满了危险。对此，斯坦因只很简要地写到，并说：
“当全部24箱沉甸甸的写卷和另外5箱绘画等艺术品安然运抵大英博物馆时，我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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