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盗走敦煌宝藏的鬼佬斯坦因（下）
自从１９０７年，斯坦因和王道士第一次交易以来，岁月沧桑。１９１１年宣统退位，五色旗还没飘几天，就已易帜为青天白日。因为领导班子更迭，无人追查王道士的责任。王道士安然度过晚年，直到1931年去世。有人还为他修了一座墓，于今仍在。他出身贫寒，不识几个大字，不当心让披着学者外衣的鬼子给骗了。虽然他犯了监守自盗的错误，但他卖文物所得到的钱，还是用在了敦煌石窟的维护上，以及修了一所庙宇。所以我定他个无意过失，有反对者你们再说。
他的英国朋友斯坦因，将到手的藏经洞宝物顺利送回国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因而备受推崇，以至还被英王授与爵位。如果不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是个考古界人物，不会为大多数人所知道。一不小心连着了藏经洞，斯坦因成了世界名人。他在二十世纪初三次来中国，考察发掘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物，形成了一系列的报告，其中敦煌文物的整理报告更是令他在世界考古界名声大噪，奠定了他一生的荣誉。以后结集的敦煌学，斯坦因常被尊为鼻祖。人能做到这份儿上，可说是死而无憾了。敦煌学至今方兴未艾——可惜不是源于中国。人们不是常说科学无国界么？这兴许使我们稍得安慰。
斯坦因从藏经洞掠走的都是些什么东东？大体有这样几类：经卷，大多是汉文的，也有少量是藏、回鹘、龟兹文字，以及我们从前听也没听说过的婆罗谜文、和田文等，弥足珍贵。绘画，画在纸、丝绸上的，其中多数是经变画。幢幡，很大量的。不少的文书，就像我们常看到的文件、报告、编年史、任命书之类的。这些东东的形成年代，据斯坦因考证，早自五世纪，晚至十世纪。它们证实了文字、排版、宗教演变、军事占领、简牍到纸张的应用、民族往来等等许多领域的年代纪事。这么说罢，它们就像家谱或县志，不带有筛选和褒贬的性质，不劳去伪存真的，特别针对文化传统变化极大、经年战乱的西北地区而言。我是不大清楚，但据说它们是那种让任何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等一见就会喜极而泣的珍品。
这两个人，王道士和斯坦因，他们就决定了藏经洞藏品的命运，从而也决定了敦煌学源流的命运，也决定了百年来，无数中国学者不得不更加辛苦，更加无奈的命运，这是很可惜的。它们可说是生不逢时呀。
斯坦因博士是英籍匈牙利人，东方古文化学者。敦煌文物是给了他许多惠泽，但他的学术地位，可不全是靠这个。他一生调查发掘了了许多的古文化遗址，著述颇丰。不久前广西师大出版社还出了他一套五卷的汉译著作《西域考古图记》。有朋友(也是驴坛网友，令我感激涕零）买来其中两本送我，即《路经楼兰》和《发现藏经洞》。这套书是他1906年至1908年第二次在中国一系列发掘调查的学术报告集。书的前言在介绍他的学术成果时用了许多赞扬的口气。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该书所刊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各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
“……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虽无法验证他结论的藏经洞封窟时间，不能证实他对婆罗谜文和和田文的论断，以及佛陀在近六个世纪中的演变的一系列结论，但他的阐述细致而详尽，文笔有趣，许多的发现和论断也是我闻所未闻的，令我着迷。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占有资料多实际意味着要有大量的调查和发掘作底垫。斯坦因确实不一般。
最近，有一则消息很让我感慨：“中国学者在古丝绸之路意外发现小河遗址”，消息说：
“北京12月29日讯：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深圳古大唐影视广告制作公司等单位联合策划、组织新疆沙漠、考古、文物保护、地理、环境及野生动物研究、探险旅游等不同学科的专家一行13人，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西域纪行》，深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孔雀河下游罗布淖尔荒漠地带，意外发现本世纪30年代瑞典著名考古学家贝格曼曾调查发掘过的“小河五号墓地”。这一发现，不仅为考古、古代罗布尔文明、丝绸之路北道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研究提供重要科学依据，而且弥补了中国学术界60多年来在这一研究领域巨大而沉重的遗憾。”
说到巨大而沉重的遗憾，大约是指在6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吧？
查看地图即可知，所谓罗布卓尔大体上还是今罗布泊地区，人称生命禁区的。但上世纪初，不仅贝格曼，还有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众多外国考古学家来过这一地区。其中斯坦因就数次进入，调查发掘过米兰的佛寺遗址、吐鲁番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
100年前的那一地区，情况不会比现在好多少，依然缺水、高温高寒、漠风强烈、没有食物补给。但20世纪初，考古发掘的器材条件却会比现在差得多。斯坦因不会有沙漠越野车、发电机、GPS（全球定位系统）等等。他当然也没有手提电话，换言之若他遇到意外，他没有任何求救的条件，而只能靠幸运。书中讲到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那是惊心动魄的，和极为艰难的，但他都淡淡提起、几笔带过。例如：
“我正患风湿病引起的发烧，而到无水的地方，矮种马将被留下，所以从那里起，我将改乘骆驼。”在12月的日子里奔波在西北的旷野中，风湿病引起的痛苦是极为剧烈的。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连续11天不停地劳作，刚好完成了我们的工作任务，但也耗尽了所有人的承受力。回想起他们所患疾病的情形，整日整日暴露于冰冷的寒风之中，白天干着繁重的工作，夜间无以避寒，定量供应的水不足以解渴，这一切是怎样影响着他们啊。”
楼兰城堡遗址，这是斯坦因斩获较多的一处地方。这里有一处古垃圾堆，斯坦因称它为“宝库”。因为在大量芦草、畜棚和畜粪的构成物里，斯坦因得到了为数显赫的汉文木简、纸文书以及小文物。木简的纪年证实为公元264年至270年。奇怪的是经过了将近1700年，那些粪便仍然发出了刺鼻的异味。“臭味依然刺鼻，冰冷的东北风不断将夹带着氨水味的细砂粒吹进眼和咽喉中，弄得我们苦不堪言。”在干旱的罗布泊，垃圾夹带着文物，能够悠久而完好地保存1700年，这是多么令人惊异啊。斯坦因清楚而不厌繁赘的讲述，真让我大开眼界！
如果可以只讲科学家的才学和刻苦的话，斯坦因值得我敬重。
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赫定、斯坦因、贝格曼在很久以前就做过了，而我们至今还在遗憾？
关于王道士和斯坦因这两个人的事情，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知道有人一定会问：如果斯坦因之流未将藏经洞的文物“收藏”起来，它们的结局会是怎样呢？
据斯坦因说，那些卷子会散失，“不少经卷被盗走，我自己就曾见到过送上门来的精美的唐代佛经卷子，价格很低廉。随后的保护工作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在肃州和甘州又曾收购了一批藏卷。还有一些卷子肯定已流入新疆地区，因为我在新疆的很多衙门里都见到了此类的经卷，我甚至还从一些低级官吏那里弄到了一批卷子。”斯坦因拿走的16000件卷子分别是在1907年和1914年，由三个渠道得到的：王道士的“赠送”、其他人的赠送和他在民间收购的。伯希和也在民间收购了一部分。我说过，中国的学者在三十年代之前没这么干过，发现藏经洞以后的三十年内他们都未能象斯坦因、伯希和之流那样赶到敦煌。
藏经洞的卷子如果散失，决不会象它们搁在一起那么有价值，对于收藏者来说。他们也没有专业的保护能力。中国政府设立敦煌文物的专门保护机构是在1944年，即“敦煌艺术研究所”。设若他们会去向民间收集散失的卷子，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够收上来的也只会是寥寥。不敢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形成今天的敦煌学！
但是如果有人说，他赞成斯坦因拿走这些卷子，以便好好地在英国保存，我能表示同意吗？那岂不等于说凡中国无力发掘、收集和保护的，都可以任由外国人拿走吗？
这确乎是一个令我们十分尴尬的问题：我们的宝藏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竟然需要我们选择！
“巨大而沉重的遗憾”，虽然语焉不详，但相信是折射了许多人的心情……
他的英国朋友斯坦因，将到手的藏经洞宝物顺利送回国内，收藏在大英博物馆，因而备受推崇，以至还被英王授与爵位。如果不是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斯坦因是个考古界人物，不会为大多数人所知道。一不小心连着了藏经洞，斯坦因成了世界名人。他在二十世纪初三次来中国，考察发掘了大量历史遗迹和文物，形成了一系列的报告，其中敦煌文物的整理报告更是令他在世界考古界名声大噪，奠定了他一生的荣誉。以后结集的敦煌学，斯坦因常被尊为鼻祖。人能做到这份儿上，可说是死而无憾了。敦煌学至今方兴未艾——可惜不是源于中国。人们不是常说科学无国界么？这兴许使我们稍得安慰。
斯坦因从藏经洞掠走的都是些什么东东？大体有这样几类：经卷，大多是汉文的，也有少量是藏、回鹘、龟兹文字，以及我们从前听也没听说过的婆罗谜文、和田文等，弥足珍贵。绘画，画在纸、丝绸上的，其中多数是经变画。幢幡，很大量的。不少的文书，就像我们常看到的文件、报告、编年史、任命书之类的。这些东东的形成年代，据斯坦因考证，早自五世纪，晚至十世纪。它们证实了文字、排版、宗教演变、军事占领、简牍到纸张的应用、民族往来等等许多领域的年代纪事。这么说罢，它们就像家谱或县志，不带有筛选和褒贬的性质，不劳去伪存真的，特别针对文化传统变化极大、经年战乱的西北地区而言。我是不大清楚，但据说它们是那种让任何史学家、考古学家等等一见就会喜极而泣的珍品。
这两个人，王道士和斯坦因，他们就决定了藏经洞藏品的命运，从而也决定了敦煌学源流的命运，也决定了百年来，无数中国学者不得不更加辛苦，更加无奈的命运，这是很可惜的。它们可说是生不逢时呀。
斯坦因博士是英籍匈牙利人，东方古文化学者。敦煌文物是给了他许多惠泽，但他的学术地位，可不全是靠这个。他一生调查发掘了了许多的古文化遗址，著述颇丰。不久前广西师大出版社还出了他一套五卷的汉译著作《西域考古图记》。有朋友(也是驴坛网友，令我感激涕零）买来其中两本送我，即《路经楼兰》和《发现藏经洞》。这套书是他1906年至1908年第二次在中国一系列发掘调查的学术报告集。书的前言在介绍他的学术成果时用了许多赞扬的口气。
“斯坦因《西域考古图记》一书，学术价值很高，影响深远。该书所刊布的资料至今仍是各有关领域的基础资料，有的甚至是唯一的资料。”
“……代表了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这一领域中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
我虽无法验证他结论的藏经洞封窟时间，不能证实他对婆罗谜文和和田文的论断，以及佛陀在近六个世纪中的演变的一系列结论，但他的阐述细致而详尽，文笔有趣，许多的发现和论断也是我闻所未闻的，令我着迷。对于考古学家来说，占有资料多实际意味着要有大量的调查和发掘作底垫。斯坦因确实不一般。
最近，有一则消息很让我感慨：“中国学者在古丝绸之路意外发现小河遗址”，消息说：
“北京12月29日讯：在新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深圳古大唐影视广告制作公司等单位联合策划、组织新疆沙漠、考古、文物保护、地理、环境及野生动物研究、探险旅游等不同学科的专家一行13人，为拍摄大型电视纪录片《西域纪行》，深入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孔雀河下游罗布淖尔荒漠地带，意外发现本世纪30年代瑞典著名考古学家贝格曼曾调查发掘过的“小河五号墓地”。这一发现，不仅为考古、古代罗布尔文明、丝绸之路北道地理环境等多学科研究提供重要科学依据，而且弥补了中国学术界60多年来在这一研究领域巨大而沉重的遗憾。”
说到巨大而沉重的遗憾，大约是指在60多年中，中国的学者竟没有找到这个地方吧？
查看地图即可知，所谓罗布卓尔大体上还是今罗布泊地区，人称生命禁区的。但上世纪初，不仅贝格曼，还有斯文-赫定、斯坦因等众多外国考古学家来过这一地区。其中斯坦因就数次进入，调查发掘过米兰的佛寺遗址、吐鲁番城堡遗址、楼兰古城及其附近遗址。
100年前的那一地区，情况不会比现在好多少，依然缺水、高温高寒、漠风强烈、没有食物补给。但20世纪初，考古发掘的器材条件却会比现在差得多。斯坦因不会有沙漠越野车、发电机、GPS（全球定位系统）等等。他当然也没有手提电话，换言之若他遇到意外，他没有任何求救的条件，而只能靠幸运。书中讲到的一些事情，在我看来那是惊心动魄的，和极为艰难的，但他都淡淡提起、几笔带过。例如：
“我正患风湿病引起的发烧，而到无水的地方，矮种马将被留下，所以从那里起，我将改乘骆驼。”在12月的日子里奔波在西北的旷野中，风湿病引起的痛苦是极为剧烈的。
“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连续11天不停地劳作，刚好完成了我们的工作任务，但也耗尽了所有人的承受力。回想起他们所患疾病的情形，整日整日暴露于冰冷的寒风之中，白天干着繁重的工作，夜间无以避寒，定量供应的水不足以解渴，这一切是怎样影响着他们啊。”
楼兰城堡遗址，这是斯坦因斩获较多的一处地方。这里有一处古垃圾堆，斯坦因称它为“宝库”。因为在大量芦草、畜棚和畜粪的构成物里，斯坦因得到了为数显赫的汉文木简、纸文书以及小文物。木简的纪年证实为公元264年至270年。奇怪的是经过了将近1700年，那些粪便仍然发出了刺鼻的异味。“臭味依然刺鼻，冰冷的东北风不断将夹带着氨水味的细砂粒吹进眼和咽喉中，弄得我们苦不堪言。”在干旱的罗布泊，垃圾夹带着文物，能够悠久而完好地保存1700年，这是多么令人惊异啊。斯坦因清楚而不厌繁赘的讲述，真让我大开眼界！
如果可以只讲科学家的才学和刻苦的话，斯坦因值得我敬重。
我想说，为什么，为什么赫定、斯坦因、贝格曼在很久以前就做过了，而我们至今还在遗憾？
关于王道士和斯坦因这两个人的事情，我只能说这么多了。
我知道有人一定会问：如果斯坦因之流未将藏经洞的文物“收藏”起来，它们的结局会是怎样呢？
据斯坦因说，那些卷子会散失，“不少经卷被盗走，我自己就曾见到过送上门来的精美的唐代佛经卷子，价格很低廉。随后的保护工作肯定也好不到哪里去，因为我在肃州和甘州又曾收购了一批藏卷。还有一些卷子肯定已流入新疆地区，因为我在新疆的很多衙门里都见到了此类的经卷，我甚至还从一些低级官吏那里弄到了一批卷子。”斯坦因拿走的16000件卷子分别是在1907年和1914年，由三个渠道得到的：王道士的“赠送”、其他人的赠送和他在民间收购的。伯希和也在民间收购了一部分。我说过，中国的学者在三十年代之前没这么干过，发现藏经洞以后的三十年内他们都未能象斯坦因、伯希和之流那样赶到敦煌。
藏经洞的卷子如果散失，决不会象它们搁在一起那么有价值，对于收藏者来说。他们也没有专业的保护能力。中国政府设立敦煌文物的专门保护机构是在1944年，即“敦煌艺术研究所”。设若他们会去向民间收集散失的卷子，在这么多年之后，能够收上来的也只会是寥寥。不敢想象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形成今天的敦煌学！
但是如果有人说，他赞成斯坦因拿走这些卷子，以便好好地在英国保存，我能表示同意吗？那岂不等于说凡中国无力发掘、收集和保护的，都可以任由外国人拿走吗？
这确乎是一个令我们十分尴尬的问题：我们的宝藏和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在某些历史条件下，竟然需要我们选择！
“巨大而沉重的遗憾”，虽然语焉不详，但相信是折射了许多人的心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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